三趣看

第二卷 浪里走（鹏城初逢）（第1页）

第四十一章

出了广州站，我攥着行李箱站在人潮里，竟不知该往哪去。想起早些年开店来广州时，曾住过珠江边，也歇过高弟街，索性拦了辆的士。路上跟司机闲聊，说想找家便宜旅馆，他便把我放在了第十甫路，笑着说“这儿旅馆扎堆，实惠”。

沿着街边走，才发现这是条衔接下九路的商业步行街，傍晚的人流熙攘，烟火气裹着叫卖声扑面而来。1992年，这里便被市政府定为“无假冒伪劣商品街道”，独特的商氛和琳琅商品，在当时吸引着无数南来北往的人。找了家小旅馆住下，放好行李已是半夜，肚子饿得发慌，便拎着包里剩下的两瓶二锅头下楼问老板。“出门左拐80米，有宵夜摊”，循着他指的方向走去，果然见着个亮着灯的摊子。

点了半只海蟹——广州的摊主竟肯切半只卖，这在别处绝无可能——又要了空心菜和一盘炒河粉，就着二锅头慢慢吃。摊主看我口音像外省人，凑过来搭话：“是上海来的吧？”“不是，浙江的。”我答着，顺势问他广州找工作容易不。他叹口气：“不如去深圳，薪水高、机会多，就是得有边防证，没证进不去，真闯进去也可能被抓去樟木头挖石头。”

这话倒勾得我动了心：我是中国人，怎就不能去深圳？索性打定主意，明天就去，倒要亲试下“被抓”的滋味。回旅馆后又找老板打听，他却摆手：“没那么夸张，你这模样不像流民，没人会拦，但边防证必须得有，火车站用身份证就能办，一周有效期，60块钱。”“那我就住一晚，明天去深圳。”

第二天睡到正午，退了房直奔火车站。买好票，转身就去办边防证——原以为多复杂，竟是张薄薄的纸片盖个红印，这60块钱赚得也太容易。火车抵达深圳时，午后的暑气正烈，地王大厦的尖顶刺破云层，玻璃幕墙反射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广场上，扛着蛇皮袋的打工者匆匆赶路，拎公文包的生意人对着手机喊订单，戴红袖章的联防队员在路口踱步，每个人的脚步里都裹着股“闯”劲，像极了揣着破釜沉舟念头的我，也像火车上遇见的那个姑娘——林晓棠。

我掏出那部跟了五年的摩托罗拉直板机，外壳边缘磕得斑驳，像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机，却成了此刻唯一的慰藉。指尖攥紧机身，按出林晓棠留的传呼号码，等了片刻，才想起该直接打她手机。

“滴滴”的铃声在嘈杂人潮里骤然尖锐，我几乎是立刻接起，指尖还带着点发颤。“喂？是火车上那位木子大哥吗？”听筒里传来清亮软绵的女声，裹着淡淡的杭州口音，背景里隐约飘着缝纫机“哒哒”的声响，“我刚在车间检查出口女装，看到来电显示就赶紧跑出来了。”

是林晓棠。我忽然想起火车上的画面：她靠窗坐着，扎着低马尾，额前碎发被空调风吹得轻晃，手里捧着本翻卷了边的《倾城之恋》。当时我盯着她的手机看，她还笑着说，这是老爸用下来的二手诺基亚，能打电话发短信就够了。“是我，”我清了清嗓子，尽量让语气自然些，“我到深圳了，想着昨天留了号码，就打给你说一声，没想到你接这么快。”

“哪能不快呀，”她的声音里藏着同乡人的热络，还有点好奇，“昨天你说去广州碰运气，怎么突然改道来深圳了？你现在在哪？火车站广场吗？我记得你说第一次来，对这儿不熟。”

“对，刚出出站口，正对着那栋特别高的楼——好像叫地王大厦？”我抬头望着那座刚建成不久的摩天大楼，金属外立面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比家乡浙江的任何一栋楼都要气派。

“我知道了，你在广场对面的公交站台等我，半小时多一点我就能到。”她的语速不算快，带着江南姑娘的温婉，却又藏着深圳打工者的利落，末了还不忘叮嘱，“边防证办了吗？1997年政策松了点，但偶尔还是会查，别大意。”

挂了电话，我靠在公交站台的广告牌上，指尖摩挲着手机外壳。广场上的人潮不断涌动，穿工装裙的打工妹攥着冰棒结伴走过，小贩推着铁皮车喊“炒田螺五块钱一份”，穿西装的男人举着手机大声说“香港回归后，这批货发去新界”——1997年的深圳，连风里都飘着新鲜的冲劲，既有改革开放的热烈，又裹着香港回归的喜气，和广州的慢悠悠截然不同。

我在站台旁的小卖部充了会儿电，一块钱半小时，刚拔下充电器，就看见林晓棠从人群里挤过来。她额前沾着细密的汗珠，浅粉色衬衫的后背洇出一小块汗渍，抬手把碎发别到耳后时，露出纤细的手腕。见我看她，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厂里赶香港回归的订单，加了会儿班，没让你等太久吧？”

火车上光线暗，没看清她的眼睛，此刻在阳光下，她的眼眸亮得像杭州西湖的晨波，笑起来眼角有个浅浅的梨涡，连说话都带着水乡的软和。“没等多久，刚充了会儿手机。”我晃了晃手里的摩托罗拉，“这旧机子，续航差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