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趣看

第4章（第2页）

我并不想讨论对泡泡糖的爱好是否比对冰激凌的爱好更加令人羡慕，同样我也并不想讨论保罗的选择是否在本质上比彼得的选择更加令人敬佩。但是我确实很想讨论一下彼得对自己的选择带来的结果进行抱怨的理由。一个很好的测试办法就是去询问大一学生是否觉得我们这些成年人应该认真对待这种争论。彼得的抱怨在测试中沦为了笑柄。

第三，不要去嫉妒。如果你曾经一次为多个小孩分配过蛋糕，那么你肯定听到过“不公平，我这块比较小”之类的话语。如果你当时很有耐心，就会尝试着向小孩解释：只享受自己的蛋糕、不在乎自己伙伴盘子里的蛋糕多少的小孩，会比那些整天斤斤计较、总是心烦意乱的小孩活得更加幸福。由于我们想让自己的小孩们开心，我们会告诉他们：当别人给你一块蛋糕时，你就有了开心的机会，而如果其他小孩得到了更多的蛋糕，你应该牢记世界上总有很多小孩比你得到的更少。下一次当你的工作伙伴获得升迁机会时，你不妨回想一下这些。

第四，双重错误不会带来正确的结果。如果你居住在美国的普通阶层社区里，那么美国公共广播协会每年会从你的钱包里拿走5美元来资助类似“全美公共广播网”的项目。“全美公共广播网”的成年辩护者们习惯用同一个理由来与别人辩驳，那便是其他项目会索取更多钱。毕竟根据某些估计，美国政府索取的钱财是这项团体福利事业的200倍之多。也许这些辩护者旨在迎合那些没有小孩的选民的心意。不然的话，为人父母者怎么会接受类似“对，我偷了曲奇饼，但我知道别的小孩偷了一辆自行车”的借口呢？

第五，不要插手那些不需要你操心的闲事。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创立了全新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人类在贩卖、以货易货、兑换物品方面的自然习性。这种自然习性可以完全被8岁左右的小孩们领悟，它在校园的跳蚤市场上表现为交换印花、卡片和瓶盖。

有时，一个叫露西安的小孩想跟她的同学莉兹进行交易，但发现莉兹更愿意和隔壁班三年级的埃米丽交易。或许让她很失望的是，我们希望露西安意识到自己不能强迫莉兹同自己交易，更重要的是，她那种试图强迫莉兹同自己交易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只有极其苛求别人的小孩才会想到去请求老师进行干预以禁止莉兹与“外人”交易。

持有贸易保护主义观点的政治家们恰恰就把美国国会当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级的教师，希望它来维护校园秩序，确保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以保证每个小孩都按照教师的喜好或特殊行业所希望的模式来行动。任何一个8岁小孩都可以坦白地告诉你：这样做糟透了。

公平的戒律（3）

第六，勇敢地抵制那些恃强凌弱的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兰·布林德（Allan Blinder）估计，大约有3 000万~4 000万美国人面临因为低工资竞争者而失去工作的风险。或者换句话说，所有美国人面对着3 000万~4 000万的外国劳工所带来的低物价的预期。那很好，尽管这6 000万~8 000万人本应享受到更好的工资待遇。

包括布林德教授在内，所有经济学家都知道当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被外包时，美国人“整体上”是最终的赢家因工资降低蒙受的损失比不上因物价降低获得的收益。换句话说，赢家可以多负担一些来补偿输家。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应该这样做呢？比如说，我们是否应该开办一门由纳税人资助的失业再培训课程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自由贸易几乎不会让任何人变成最终的输家。这种观察应归功于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唐·布德罗（Don Boudreaux）。我觉得地球上不存在从未在与邻居的交易中获益的人。想象一下，如果你必须自己种植食物、自己做衣服、依靠奶奶的食物疗法给自己治病，那么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去寻求一位训练有素的医生的帮助或许会让你不再需要奶奶的鸡汤，但尤其是考虑到她的年纪她仍然有充足的理由来接受你对她的感谢。

即便你刚丢掉了自己的工作，对自由贸易这种让你一生下来就生活在较高生活水平下的现象横加指责也属于无理取闹。如果你觉得世界没有因你在自由贸易中处于劣势而对你有所补偿，那么过去你在自由贸易中处于优势时又为世界作出了什么贡献呢？

我们不妨把这种观察结果抛到一边去，尝试把这次贸易机会或自由贸易协议所带来的影响完全孤立起来看，并且假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很显然，我们有一些同胞会因这些协议而受到伤害。他们原本会在一个贸易更蓬勃发展的世界里过得更好，但至少这一次他们真的因此倒霉了。我们究竟亏欠这些同胞们什么呢？

一种考虑方法就是让你自己的道德直觉根据类似的情况来判断。假设你一直在社区药房买洗发水，几年后你却发现在网上可以用更低廉的价格买到同样的洗发水。你选择在网上买洗发水是否意味着你有义务向药房的药剂师作出补偿呢？如果你搬到了更便宜的出租屋，你是否有义务向原先的房东作出补偿呢？当你吃麦当劳的时候，你是否有义务向隔壁餐馆的老板作出补偿呢？他们都因为你购买便宜产品、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的行为而遭受损失了。

或许有些别具一格的道德哲学理论会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你有义务作出补偿”，但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理论就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公共政策总不可能专门为了推广那些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接受的道德观而制定吧。

那么，从道义上来说，需要转行的工人与被消费者抛弃的药剂师或出租屋房东有什么区别呢？你可能会说，药剂师、出租屋房东一直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而且了解自己将要面对的现状。然而，打个比方说，数十年来的关税保护和贸易配额保护政策只是给制造业工人们带来了少许希望。不过，这种希望让他们增长了一定的技术经验，而且现在已经到了把他们脚下的不公平铺垫撤去的时候。

让我们再一次把那种直觉与我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类似情况时的直觉联系起来。几十年来，校园当中的恃强凌弱现象因有利可图而愈演愈烈，而且全美国的校园恶霸们都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经验来利用这种法规漏洞、打擦边球。如果我们完善了法规让校园里的恃强凌弱者变得无利可图，难道我们就必须去补偿那些恶霸吗？

公平的戒律（4）

恃强凌弱和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多共同点。它们都使用强制方式（直接使用或借助法律的权威）牺牲非自愿一方的利益并让另一方更加富足。比如说，你偏爱到一个时薪5美元的墨西哥劳工那里买东西，而贸易保护主义者会让你花4倍的钱去一个时薪20美元的美国人那里买东西，这样你就被敲诈了。当自由贸易协议给了你到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买东西的自由时，请为你的自由欢呼吧。补偿那些剥削过你的人，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的屈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