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趣看

第101章（第2页）

到底自己觉得有没有意思呢？妻子一次次无言地看着我，我玩弄着笔杆一次次摇头。还去阐释中国文化？请看报刊上永远在喷泻的千百篇诽谤我的文章，用的全是中国汉字、中国语法、中国恶气、中国心计。而且，所有的诽谤只要稍作调查就能立即识破，但整整二十年，没有任何一个文化机构和文化团体，作过一丝一毫的调查，发过一丝一毫的异议。这些报刊、机构和团体，都不是民间的。

民间，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妻子的观众，我自己的读者，在数量上都曾经长期领先全国，在热度上更是无以复加；但一夜之间，听说被官员冷冻了，被媒体围殴了，大家也就立即转变立场，全都乐滋滋地期待着新的拳脚。

这与我在“文革”时期对民众的观察，一模一样。

因此，我除了摇头，还是摇头。

后来，突然发现了几个奇怪的材料，我才开始改变态度。第一个材料告诉我，我遭受的多数诽谤的运作中枢，居然是上海几十年前鼓吹断学废学的戏剧《边疆新苗》的炮制者；第二个材料告诉我，其他几次针对我的全国性造谣事件，策划者也是当年上海造反派司令部的两个首领；第三个材料告诉我，在上海积极响应诽谤和造谣的，主要是被我否决教授职称申请的那些文人和他们的学生。这一下子就前后贯通了，我只惊讶，他们已经年岁不小，却还如此老当益壮，徒众如云。

这几个发现让我默然良久。我父亲的十年关押，我叔叔的三度割脉，我全家的濒临饿死，我岳父的当街批斗，全都一一浮现在眼前。原来，我要不要重新拾笔，并不仅仅关及我目前的处境，而是牵涉到很大的时空坐标。

一切文化孽力都会以文化的方式断灭文化。简单说来，也就是“以笔夺笔”。因此，我作为可怜长辈的后代，还应该担负一点守护文化的责任。事实证明，我的守护并不会被当代中国文化乐意接受，但我不能光看它的脸色。我不仅还要执笔，而且也可以不再拒绝国际间的演讲邀请。我当然不会控诉我们夫妻俩的遭遇，但当我说清楚了中国文化的千年脉络、万里对比，也许会有一些中外读者对二十年来由“联欢”和“联谤”组成的文化二元结构产生一点怀疑，开始认识到那未必是中国文化的真正魂魄。

因此，我又郑重地执笔了。执笔之时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最严格的规矩：时间不多，笔墨珍贵，不能有一点一滴浪费在对诽谤的反驳上。

于是，在诽谤声依然如狂风暴雨的一个个夜晚，在远离无数“文化盛典”的僻静小屋，由失业很久的妻子陪伴着，我一笔笔地写出了一批书籍。它们是：《中国文脉》、《何谓文化》、《君子之道》、《北大授课》、《极端之美》、《吾家小史》，以及它们的部分初稿《寻觅中华》、《摩挲大地》、《借我一生》……此外，还精选了几部中国文化经典，全都用当代散文作了翻译。以前的那些“文化大散文”文集和学术著作，也都认真地整理了出来。

至此，我不敢说对得起中国文化，却敢说我对得起自己的笔了。当然，笔也对得起我。

我还可以像老朋友一样对笔开一句玩笑：你耗尽了我的一生，我却没有浪费你太多的墨水。

不仅没有浪费太多的墨水，也没有浪费什么社会资源。这二十卷书，每一卷都没有申请过一元钱的资助。据说现在国家有钱，这样的资助名目非常之多，诸如研究基金、创作补助、项目经费、学术津贴、考察专款、资料费用、追加资金……每项都数字惊人。我始终没有沾染分毫，只靠一支笔。